宏观经济下行怎么找投资方向

当前研究微观行业和企业没有太大意义,因为宏观周期在持续下行,这时候做什么都很大概率是错的。当前被追捧的行业肯定估值被高估,不被追捧的行业肯定高风险,企业更是这两种情况的放大。真正在淬炼中能活下来的行业和企业,只有淬炼之后才知道。

现在只能研究宏观,在大周期下行的阶段里,应该做些什么,或者,应该准备些什么。

时间、空间、能量、物质,构成自然的四大基本因素。能量和物质能够用质能公式进行相互转换,四大因素变成了三大:时间、空间、能量。

构成自然界三大因素:物质、能量、信息,不认为信息是自然界的基本因素,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因素。而人类社会的基本因素应该与自然不同,除了信息,还有情绪、认知等。

找到自然界三大因素的意义在于,做行业分析可以将最基本的矛盾归结于此,即为第一性原理的底层逻辑。比如交通行业,是空间和时间的矛盾,大家都希望缩短旅程时间,尽快到达目的地,在动力不发生大变革的情况下,道路越宽敞越直达,越能以所能及的速度行驶,时间越短。但是,拥堵压缩了通行空间,通行速度降低,时间拉长。在很长时间内,速度很难有大的跃升,所以交通问题是空间问题。修更好的路、更多的路、道路分级是对策,限行的目的不是限制数量,而是争取时间来修路。汽车行业与交通行业不同,不是空间和时间的矛盾,是能量与空间的矛盾,汽车不像航空、火车、电力行业,只有狭小的空间可供放置发动机,所以如何在一定空间内高效的储存和释放能量,是核心。

即便软件行业也是如此,比如网络安全行业,它的核心是攻防算法,但软件也需要部署,需要在客户的IT系统中找一个位置安装,可能是网络边界,也可能是PC机或者服务器。经常有些企业推出新产品,用了新技术,但这些软件产品还是需要安装在这些IT系统中,而这些位置其实已经被其他厂商占据了,对于客户来说,供应商升级产品接受起来可能比导入新的供应商更容易。

消费电子的核心矛盾也是空间。大家都知道摩尔定律,摩尔定律说的是每隔18个月IC的成本下降一半,下降一半的逻辑是单位晶圆上可以容纳更多的晶体管。更多的晶体管就可以并行进行更多运算、存储更多数据,给软件更多的发挥余地。PC、笔记本、手机,终端越来越小,越来越轻便,功能越来越强大,其实是不断在解决如何在狭小空间内塞入更多器件的问题。

再返回宏观,首先历史发展是周期性的,气候变化、权力兴衰、科技发展,都是高高低低的。Ray Dalio把近代人类社会的宏观周期视同债务周期,债务是权力、情绪、科技的集中体现。科技能够改造自然,改变人们生活,影响大众情绪,引导权力释放,周期性被放大,变得大起大落。互联网、信息技术,通过拉近人与人的距离,改变了人们社交、购物、娱乐的方式,人们变得激动、乐观,权力以资金的形势,通过金融机构被大量投入其中,引发房地产、石油、股票市场的涨跌,人类社会被带入持续了几十年的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周期。

互联网周期结束,下个周期没有接续上,债务周期持续下探。没办法只有等,关键是要知道等什么。

如果说互联网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但没有改变生活的内容。以购物为例,电商购物与没有电商的购物,体验不一样,但买的东西其实没有差别。社交也是如此,从打电话变成发短信、发微信,依然是在聊天。滴滴打车、美团外卖,叫到的还是司机师傅开来的车,送到的还是黄焖鸡米饭。

新的周期会是什么,我觉得是人们买到的东西不同了,是结构性变化。比如汽车,电动无人车结构性替代汽油车;AR/VR结构性替代手机和游戏机;智能家居结构性替代家电。人们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不会变,对社交、娱乐、医疗的需求不会变。但是,新周期还需要时间等待。多久不知道,反正现在是十分难受。如果考虑到政治不稳定,这个难受有可能被无限放大,但愿新周期早点来到。

抑制资本野蛮生长,抑制的是谁,是不是在搞笑

抑制资本野蛮生长,资本是谁?这种提法很容易让一般人将资本和有钱人联系在一起,看上去就是不要让富人为所欲为,平民百姓当然很高兴。但这里的资本其实是民营企业,更准确的说是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。

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,难道就是有钱人国家么,并不是。西方的资本指的是企业。美国的经济模式始终以企业为中心,强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。

为什么要抑制民企,因为钱被民企挣走了之后不给国家花,国家有钱的时候还好,没钱的时候可就指望你了。修路修桥需要花钱,抗疫需要花钱,维稳需要花钱,收台湾造武器需要花钱,转移支付需要钱。过去老百姓买房子,政府卖地有钱。70年的税收完了,老百姓都变穷光蛋了。政府投资又基本是赔钱货,国有企业一个个烂泥扶不上墙,根本收不上来税。只有把手伸向民企。

严格来说,中国最大的资本是政府,国资委下属有上百家国有企业,垄断着很多行业,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抑制国有企业的野蛮生长,中信集团有多少业务他们自己捋得清楚么,有多少国有企业涉足与主业无关的领域,是不是应该关停。一个个效率低下,掌握着大量资源白白浪费,是不是更应该收拾。

与民争利,政府还能再要点脸么。伸手向民企也不是不可以,总得给个好脸吧,总得有个商量的姿态吧。政府总以为自己是爹,不好意思跟儿孙要钱,要让儿孙感觉钱就应该给,不给就大逆不道。于是借着逃税(演艺)、三条红线(地产)、双减(教培)名义向企业开刀。吊诡之处在于老百姓还美滋滋叫好,殊不知这些行业被打压后,下岗的都是老百姓自己,只能走上灵活就业道路。给他们提供灵活就业生机的,还是那是互联网民营公司,有几个人灵活就业到国企去。

民、官、商,中国历来就通过商来转移民和官的矛盾,以维护自己的大一统。华夏这片大地,各个朝代平均也就活一百多年。民作为个体创造价值能力有限,官只定规则和监督规则执行,规则本身不解决供需,所以本身不创造价值。社会价值的创造依赖企业,依赖商人(企业家),企业是创造供需、满足供需的载体。通过打压价值的创造主体,来平衡两个不创造价值的主体间矛盾,而这两个主体的主要矛盾恰恰就是供需得不到满足,这不是搞笑么。

再这么下去,历朝历代的命运在共产党身上也无法避免。

政府与民众的关系

政府与民众的关系,儒家思想统治千年,早已将政府置于民众之上,排列关系是:政府、父母、自己。“孝”为上,忠孝不能两全下,鼓励选“忠”。这种思想又被道德化和礼数化,使得中国人时时刻刻都在受其支配。但事实上,政府、家庭、自己,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,而不是上下关系。政府由民众养育,承担民众做不了的事情,比如国防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医疗和交易体系建设,这些事情过于庞大和收益甚微,因此民众不会去做。但民众做得事情也是政府做不了的,比如产生需求,只有个人才要衣食住行,政府没有这样的需求,也不知道如何选择,因此无法造就合理的竞争。

很多人觉得这种错位没有什么大紧,政府想做大家长就做好了,就像我们伺候老人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但核心是经济发展的扭曲,上面提到,政府的需求以国防、基建、教育医疗为主,但不懂得选择,一旦政府强势,民众弱势,国进民退,它的需求替代了民众的需求,就会在无法市场化的领域进行投资,其中的腐败、非理性决策无法避免,其未来收益是要打折扣的。关键问题,政府投资的钱哪里来?民众都成穷光蛋了,税收指望不上,卖地?出口?没有富有的民众,这些都是无源之水。政府只能借钱,发国债,埋单的要么还是民众,要么就是海外机构。当国家经济下滑,过去的投资没有形成收益,还不上债的时候,自己的民众可以被治得服帖,海外机构可不是吃素的。美国的适时加息就可能成为压倒政府的稻草。

实话说,政府债务违约,本质是政府拿了民众的钱去大肆消费和无脑投资,但受苦的是民众,因为政府借钱时的抵押物是真正能“下蛋”的税收创造者,即本国企业和纳税民众。最终就出现了父债子还的局面,好死不死中国就是一个“认政府做父”的社会!